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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就评价说，宪法委员会与其说是审查议会制定立法的机构，倒不如说本质上不过是行使宪法修改程序机能的机构。

[28] 二战爆发后，德国于1940年6月占领巴黎，其后，贝当政府辗转迁往维希（Vichy）并将此作为临时首都，这就是偏安一隅的维希政权（Régime de Vichy）。参看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342页。

因此，在政治共同体中是不允许有小的群体存在的，这种政治共同体的概念来源于天主教历史上的教训，因此它是普世的。（二）从拿破仑到拿破仑三世：左右徘徊的宪政 1802年3月25日，《亚眠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第二次反法联盟结束，暂时奠定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94]另外，从当时法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来看，法国正处在一个狂飙的时代，英雄崇拜和国家利益相交织，而拿破仑的政治手法和统治驾驭政治局势的技巧也极其高明，元老院中表现出色的成员可以被直接的提名来获得特殊职位，随着第一执政特权的不断扩大，元老院逐渐地被控制并变得温顺起来，并进而丧失了作为宪法保障人的独立地位。[69]随着议会的权力通过合宪性审查渐渐地被纳入到宪法框架之中，法国的宪政实践也被带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阶段，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宪法与宪法框架下的议会民主实践共同构成了今天法国宪政实践的基本命题和主要内容。一直等到制宪者们都次第地淡出了法国政坛，甚至故去之后，宪法委员会才真正地有了第二次诞生的机会——借助于宪法序言来实施合宪性审查，进而实现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

宪法第92条第2款规定，宪法委员会审查法律并协调国民议会和共和议会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两院不能达成一致，宪法委员会在5天之内作出决定，在紧急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时间是2天。直至1794年7月热月政变爆发，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被处死，雅各宾派专政即告结束。田：是的，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也不过只有8席，国共两党代表总和不超过一半。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美国的费城制宪，如果有人主张费城会议不是制宪会议，也没有大错，因为原来的《邦联条例》并未授予此次会议以制宪权力。在中国宪政转型的大格局中，政协的再转型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宪法命题。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的政治叙事中，政协达到了其政治生命的巅峰：（1）作为制宪会议直接行使制宪权。共产党主张政治民主化优先，这样可以获得政治安全保障。

田：宋案是中国议会政治的重大挫折。作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共产党未能走完制宪全程，立宪派也面临着分裂，在国共两党之间各自站队，新宪法的政治统合作用大大削弱。

在1948年三大战役格局初定的背景下，共产党已经将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高：确实如此，新政协在1949年的功能已经不限于1945年的政治协商，而是直接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行使制宪权了。1920年代的政治景观与1910年代大为不同：1921年，共产党成立，西方政治现代性中的激进主义经由苏俄影响培育而在中国扎根。孙中山毕竟长期在欧美社会生活，领导过辛亥革命的反专制主义斗争，所以不可能完全接受列宁主义。

这个协定认同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由于严酷的内战环境，国民党需要的不是一部常态宪法，而是一部战时宪法，但又不能在制定之初即予废止，所以，这部宪法在实施之后最先动用的条款就是总统的紧急状态权力，这多少有些反讽。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共产党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正式拉开帷幕。当然，这些代表不包括国民党法统内的、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派别与力量。

[17] 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八二宪法》，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宋案的发生无情中断了经由立宪派早期政协工作所缔造的共和宪政进程。

[1] 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化上，他们在逐步兴起的学院体制内著书立说，与激进取向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必要的张力平衡。

联合政府确实具有混合政体的印痕。针对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状态，我觉得应该进一步推动政协的再转型，使得百年政协能够进入议会政治，成为一种具有实质性的政治代表，成为一种正式的国家制度。伴随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政协逐步转型为非国家的政党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组织，但其制度角色并未定型，其在八二宪法体系内作为代表制要素的理论与制度空间依然巨大，从而成为未来宪政转型与成熟的重要议题之一。民主立宪，和平建国，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是真正的民意。政协代表构成上的实质多元化保证了政协决议的宪政属性。二是通过政治协商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宪政基础上的民主联合政府。

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和组织化的立宪派对此心领神会，积极奔走。然而，政协在辉煌之后却归于沉寂，在大陆逐渐被改造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部分，政治功能被大大弱化和限定，在台湾则于国民党赴台之后消声匿迹，在岛内戒严政治和族群政治中并无突出表现。

政协的再转型严格而言也是一个代表制问题。政治上，他们倾向于有保留地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推动其尽快完成向宪政的过渡。

高：从宪政原理上讲，议会政治依赖于多元主义，是现代政治力量整合与互动的理性化的系统架构。立宪派的早期政协工作也很出色，他们成功地消磨了清廷的保守倾向和革命党的激进倾向，完成了民国奠基之初的历史综合。

中国的政体内确实存在多元化的代表机制，单一的、高度现代化的形式代表制无法对中国政体做出科学解释。田：所以，国共两党的大革命合作并不能持久，甚至军政阶段都还没有走完。这一政治经验对共产党本身也极富启发。（5）新中国第一届政府构成体现了政党平等和政治制衡，是对对当时社会结构的一种合理反映。

尽管目前的政协制度在新中国前60年尤其是改革30年起到了巨大的政治整合与吸纳作用，实现了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与合法性的有效维持，但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宪政转型的推进与精英/大众民主参政的实质化，现有体制正面临着政治多元化的巨大挑战。1946年1月31日，政协通过《和平建国纲领》，并决议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制宪国大。

[11] 关于这一新旧法更替的宪政转折意义，参见高全喜、张伟、田飞龙：《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162页。1943年1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研究《五五宪草》和制宪问题。

更重要的是，尽管共产党在后续制宪中退出，但它的早期努力以及立宪派贯穿始终的宪政主张最终还是在国民党主导的制宪成果中获得了较大程度的体现。毛泽东力主保留了各民主党派，新政协在组织上依然存在。

1924年国民党完成改组，确立党治原则和训政方针，而同期的黄埔精神则成为一种严酷的军政精神。2012年，您又就八二宪法主题连续发表对话或论文[2]。改革以来，中共决策层一直在试图恢复共同纲领的合理要素，建立常态化的法治社会，但至今没有完成。二是冷战体系的影响，斯大林催促中国共产党加紧模仿苏联1936年宪法制定出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彻底解决社会主义政党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并为中国的一边倒政策进行法律上的背书。

《立宪时刻》出版之后，引起学界和社会较大的反响，不少学术朋友跟说我，那本书无论是方法论还是思想路线都有创新和综合提升的表现。本来，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一度朝着标准的议会政党转型，同时还倒逼袁世凯组党参与宪法程序内的政治竞争，这一政党化的进程还将立宪派中的诸多力量包括维新派的梁启超等纳入其中，初步显示出《临时约法》的宪法实效和立宪派在协商制宪之后力主议会政治的历史成果。

当然，这一过程是可以在各种理由之下不断被延期的，具体节奏由国民党一党裁决。至于政协话题，我在《立宪时刻》中已隐约触及，因为在那一次的中国版光荣革命中，立宪派的政治协商功能已经显露。

田：我同意您的这两点理由。这很像一个政治大家族，以政党的名义建构起来的、具有中国古典家国同构意蕴的政治组织体系。